刘作翔：中国地方司法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88页。

比较有代表性的行政作用法架构是三点论：秩序行政作用、给付行政作用和整序行政作用。而专门推出所谓行政法典化依然具有充分必要性，起码在汇聚人们的关注方面，已经起到了造势的重要作用。

[l] 同前注[18]，杨建顺书，第293-295页。行政法规范本身的内容须明确行政法规律性或原则性问题。[12] [德]沃尔夫冈卡尔：《法典化理念与特别法发展之间的行政程序法》，马立群译，载《南大法学》2021年第2期，第157页。参见同前注[11]，杨建顺书，第18页注①。凭藉推动行政法典化之势，或可促成《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施行。

[23] 高秦伟：《反思行政法学的教义立场与方法论学说———阅读‹德国公法史（1800-1914）：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之后》，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2期，第178页。首先，当前推进行政法典化，首要任务应当是聚力于3个方面的立法工作：其一是健全规范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完善行政作用法律制度。[xxx] 参见同前注[23]，杨海坤文，第121页。

[55] 杨登峰：《从民法典的编纂看行政法典的编纂———对单行法先行模式的一种考察与展望》，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期，第11页。[9] Vgl.Schmidt，Die Zukunft der Kodifikationsidee，1.Aufl.1985，S.5.转引自刘绍宇：《论行政法法典化的路径选择———德国经验与我国探索》，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55页。技术障碍能够通过构建合理的法典结构予以克服，而非技术障碍则是法典化的主要障碍。如此明确限定副职人数的规定，在大部门制改革后的现实中，会给人以格外的苍白无力感。

这篇短文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响。[47] 早在1996年，行政法学界在厦门市召开了题为行政程序立法的理论与实践的研讨会，专门讨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体例结构等问题。

除了个别一步到位极端说不足以为训外，大部分学者所主张的两步走或者二点论值得关注和重视。这是推动各项立法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由于对行政法地位之重要性和内容之广泛性认识不足，只给配置极度压缩的课程时间，这种制度设计的弊端可谓贻害无穷。[xxxiv] 参见同前注[20]，万学忠、郭胜习文。

规范模式 引言——问题所在 从《民法总则》到《民法典》，这是一次私法规范的整合，是一次私法秩序的升级，更是一次涉及私法和公法的法治文明宣示。行政组织法和行政作用法等有助于从源头上防止或者减少行政管理中因职权不清、相互推诿或者争权夺利导致的各种争议，而在《行政组织法》长期难以制定。薛刚凌：《行政法法典化之基本问题研究——以行政法体系建构为视角》，《现代法学》2020年第6期。[54] [德] 沃尔夫冈 卡尔：《 法典化理念与特别法发展之间的行政程序法》， 马立群译，载 《南大法学 》2021 年第2期， 第148页。

[xlix] 参见同前注[6]，姜明安主编。[xxxix] 朱维究：《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法典化——兼论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规则》，载《法制日报》2001年7月22日。

如果一定要说有联系的话，那就是反而有助于降低立法成本，机动灵活应对各种各类立法需求，填补立法盲区。一国的行政法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人们对行政和行政法的认识不同，对各类各样法规范的定位有不同理解和把握，或可导致行政法体系迥异。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杨海坤：《论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3期。对于这些，有必要从行政法体系论的角度予以关注，并检视相关做法是否会给国家法律体系的健全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多元、多维、多样和滚动发展等开放性制度安排，应当是要求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行政法典化或者行政法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xv] 参见杨建顺：《中国行政规制的合理化》，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90页、第95页。[36] Werner，Gutachten43.DJT，Tübingen 1960，S.25，31.转引自严益州：《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源起､论证与形成》，载严益州：《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源起､论证与形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第159页。

[vii]在推进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相关工作陷人僵局的背景下，刑法、民法的法典化对行政法学界形成外在刺激[viii]，而《民法典》的制定颁布则带来直接鼓舞和示范，给制定统一《行政法典》的主张提供了契机。[i] 参见杨建顺：《为什么行政法不能有统一的法典？》，载《检察日报》2020年6月3日第07版百家。

[vii] 参见本文第四部分行政法之法典化的体系支撑。[48] 截至2022年2月26日，在中国知网上输入主题词行政程序法进行搜索，显示有1374篇论文。

世间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非只要努力了就能带来什么变化。应当以行政过程论为视角，全面建构并不断完善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和行政程序法、这种路径选择不仅对扎实推进行政法典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全面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见同前注[12]，杨建顺主编书，第三编行政作用法。行政作用法（规定行政组织实施的行政内容。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主体进行行政活动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步骤、顺序、方法、方式以及时限）。某种主观上对于必要性的认知和强调能够达至高度一致，对于促成实务界相应行动来说，依然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3] Vgl.Schmidt，Die Zukunft der Kodifikationsidee，1.Aufl.1985，S.17-21：《——— [14] 转引自刘绍宇：《论行政法法典化的路径选择——德国经验与我国探索》，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55页。同前注[18]，杨建顺书，第391页以下。

观点比较一致的几个领域已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等，这些领域的健全余地主要是查漏补缺进行修订，且其中《行政处罚法》刚完成修订，故而近期可以不予考虑。[xlix]目前对行政法各论的研究不够充分，对由警察、公用收用、公用限制、公物和营造物、公企业、财政等作用类型构成的行政作用法[l]没有展开系统性深入研究，难以对相关法规范进行体系化。

（二）坚持单行法先行与各个击破的立法模式 统一完整的行政法典之所以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归根结底是由于这些超出了当下支持立法的主客观条件。奥特#8226;玛雅对行政法进行研究，完成了行政法学体系化工作，确立了作为法律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行政法学。

这是当下讨论行政法典化的容许性所必须高度重视的选择判断标准。四、行政法之法典化的体系支撑 （一）行政法学体系的科学性 科学的行政法之法典化，亟需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来支撑。要从根本上解决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相关问题，就应当不折不扣地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为行政执法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支持，确保各级政府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44] [韩]金大仁（Kim Daein）：《关于行政基本法与行政程序法关系的考查》，载《法制研究》2020年第59期，第37页。

各国对行政法法典化的探索始于大陆法系国家，是从实体法规范开始的，受阻后转向一般手续法规范的制定。应松年：《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

还有行政合同，学界长期研究，也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可是，到了实定法层面却得不到承认，经《行政诉讼法》修改才以协议的形式得以部分承认，而相关司法解释又将其改为行政协议。这个问题与法律保留、法律优先和司法审查等相关制度相关联[xiv]，亟待相关理论研究跟进支持。

[xxxvi]因为行政法变化迅速，并且严重依赖具体的规范和政策状况。行政机关对行政改革、行政效率、行政民主、行政法治和统一行政程序的需要推动着行政程序的法典化，而行政机关的理念革新与行政程序法典化进程相伴而行。